被诋毁与曲解的“圣战”

 

安然/文

 

当我将聚集在兰州小西湖一带艰难维生的城市流民暴力反抗城管打压的行动称之为“圣战”时，是意在为这批从西北乡村流入都市的东乡族、回族民众的行为赋予一种合法性与神圣性。当“法制”只垂青于权力与金钱，只是一张权贵集团专有的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VIP，而不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保证时，受损害、被无视的一群有权求助于宗教和道德，诉诸一种授权我们藐视国家法律的更高法律，它将为弱者的不得已的斗争进行无罪辩护。

伊斯兰就是这样一个为弱者辩护的宗教。

“迫害比屠杀更恶劣。”（《古兰经》2：191）

“你们应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终止，宗教是为了安拉。”（2：193）

“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在安拉的道上为那些老弱妇孺们战斗呢？”（4：75）

在媒体话语普遍将“伊斯兰”与“恐怖主义”连读的这样一种舆论氛围里，有必要重读文本意义上的伊斯兰原教旨对于为安拉而战也即通常所说的“圣战”的界定。从中可以读解出穆斯林坚持的圣战权利是一种自卫性质的抵抗，没有进犯、没有迫害，便不能引发“圣战”。那些出于压迫和羞辱整个民族的目的，将穆斯林的圣战权利诋毁为一种没有道德内容的暴力本性的人忘记了，连一向强调忠君观念的儒家也宣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城管视回民如土芥，回民当然视城管如寇仇了。

我并不否认有些穆斯林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基于不必要、不合理的仇恨，滥用也亵渎了圣战之名。

譬如，巴基斯坦塔利班将自己在一个伊斯兰国家里发动的内战美其名曰“圣战”，就很不得人心。

由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我们不分种族地肯定那些具有道德勇气、敢于向不合理说不的榜样，比如民间对沪上刀客、土家阿娇已有的公论。但是，也有人在穆斯林论坛逆潮流而动，站在权力一边指责、中伤甚至是漫骂起而抗暴的回族人。虽然这些人也很是勇敢，却只会像恶棍、打手一般引发人们的反感与抵制，因为他们的言行与民众基本的道德准则是根本对立的。

这次事件中，那些负责在网络上引导舆论的人不明智地叫嚣，让我想起前不久在《中国不高兴》中看过的一篇文章的观点，以策士自居的作者暗示政客们应将中国社会存在的对腐败、不公正的“内政愤懑”转移为对外的仇恨民族主义思潮。作为颇受赏识的一本“政治教科书”，网特们显然是在开展认真学习、努力实践此书提供的“不高兴”理论的“系列活动”。

 

附：03年穆斯林志愿者曾为小西湖一带的城市贫民家庭子弟举办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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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动笔吧，而不是动粗

 

——对《“安拉”是汉语名词》一文的评论

 

语言是一个大问题，关乎民族的存亡。

我记得中学时学过法国爱国作家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其中一段激动人心的话，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未能忘怀，或者这一生也不会忘怀吧：“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精确；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作为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民族国家的民族，回族人仍有爱自己民族的情感需求和民族权利。那么，语言问题对于我们就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这上面有争论是好事。

阿拉伯语是现存的惟一“活着”的神圣语言，基督教的拉丁文、犹太教的古希伯来文早已是死去的经典文字，只能阅读，不再通行。而阿拉伯语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不同民族、人们间的通用语言、身份标识。穆斯林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因此长期坚持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甚至拒绝轻率地将《古兰经》翻译作其他语言，这反映了对语言纯洁性的捍卫——捍卫一种神圣的宗教语言，本身就是捍卫这种宗教的表现。

我觉得有学者想禁止“安拉”一词的使用，实际上是冲着古老的“经堂语”来的。

“经堂语”是一种文化现象。对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评判都不应只出自简单的宗教教条，而应回顾其产生的历史环境。移居中国的穆斯林曾经也试图将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统一成本族群的内部语言，但遭到了同样重视语言文字“教化作用”的汉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镇压，明太祖的“禁胡服、胡语”政策就是较明显的一例（因此，有人说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起义的明太祖是回族人，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荒唐而无知）。然而，回族先辈创造本民族语言的努力仍有成果，即“经堂语”（值得指出的是散居欧洲时的犹太人也创造出了一种基于德语和古希伯来语借词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并以大量的宗教、哲学、文学著作产生了意第绪文化）。“安拉”一词就是经堂语中使用最频繁、意义最贵重的语言符号，他不仅是对ALLAH的指称，而且，在其上面附带着强烈的宗教和民族情感——从口中说出“安拉”远比只说“真主”更为敬畏。

因此，否定“安拉”一词的使用，否定历经传承、保存下来的经堂语，都是对本民族历史的一种否定与背叛。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的稳定的承载形式不容否定，文化作为民族的骨架也不容轻易否定。“经堂语”完全应该被继承，并作为向阿拉伯语回归的一种演进形式发展下去。我们不应该悲观地否定自己的民族，否定本民族语言的存在，也不应该试图激进地跃向阿拉伯语，而是应该充分利用经堂语这一古老的桥梁。

我是乐观本民族内部的文化争论的，我们这个保守民族的文化争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的宗教学者应该写出更富争议性、更有学术分量的作品来，因为有争议才能引发人们的重新关注——当一种文化失去魅力的时候，才无人关注也不再有争议。

请动笔吧，而不是动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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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穆斯林》与一座回民城关的记忆（下）

 

安然/文

 

南方的暴雪让2008的年初就隐隐透出一丝不祥之兆。

这座城市的晚报上登出一条不动声色的短讯：位于市中心的趵突泉公园计划西扩，欲将一座废置多年的道观纳入其中。而这座名为“长春观”的建筑很遗憾地坐落在回民小区腹心地带的楼群中，为此，回民小区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丧失自己的半壁河山。被腰斩的回民小区必将虚无化。虚无的阴影不只停留在物质层面，更殃及附着在物质之上的精神。因为回民小区不单单属于它的住民，更对全城的散居回民起着宗教、文化、饮食生活的核心、纽带作用。失去这座回坊，回族人将失去的是表述其在这座城市存在的空间，割断的是他们与故土世代相依的延续感。

我曾天真地以为在济南的大地上有我的根系，可新潮的城市改造运动要将其无情抹杀。胡同一条条消失了，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也一座座倒下了，中国城市的面孔长得越来越西化。用否定历史、否定文明的方式换取现代化已被更多人斥为不智之举。当中国之上的许多回民城关消失于推土机坦克般的轰鸣声中时，济南应该庆幸还有这么一座历经风雨、得以孑遗的回民聚落存在，难道我们非要在共处了几个世纪后走到相互遗弃的地步？！

一个有着多种多样人群的城市才是有活力的。按照交往理论，这些人群之间，既需要方便地交流，也需要有效地区隔。因为没有区隔也就没有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民小区”这样一个独特的城市社区，就像众多欧美名城中存在的“唐人街”、犹太人区一样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城市多样化、丰富性、宽容度的生动体现呀！

赞主清净！笔走至此，我已想落泪，我已尽了一个回族写作者代言的责任，未来交托给真主，祈求他赋予我们的城市长官以智慧，也祈望《济南穆斯林》传承有序，还能在未来有个像样的家。

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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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穆斯林》与一座回民城关的记忆（中）

安然/文

 

当一些人生而为回，过着更隐秘曲折的内心生活，他们有时会追问“命运”——那是一条从黑暗的历史深部向未来流淌的河——回望过去就无可避免，如同占卜必先问清八字。

但谁又能说得清回民的历史？大汉的经传对贱民的世界不屑一顾，偶有提及，只言片语中也多恶谥。对此，我们也不必过多抱怨，因为历史本来就是带有偏见和力量的自私叙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回族人自己的现代史学著作——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而那位开封人、著名史家白寿彝先生是回族史的集大成者。先贤描绘出了历史的大体框架，《济南穆斯林》多年来刊登的那些回忆性文章则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东部回民日常化生活场景的认识。

这并不是说《济南穆斯林》的稿件质量是令我满意的。实际上每期杂志都有“教门八股”在滥竽充数——满篇堆砌着似通非通的经训翻译，惟独不见文章主人的独立思考，而且还要硬塞进几篇党媒的官样文章以示天恩浩荡……但对于这样一份挣扎在夹缝中、无力支付稿费的民族刊物，我们还能有多少奢望与苛求呢？

尽管如此，我对这份刊物在心中还是有期待的。因为有一个人的文章，我必读。作者是一位老人，在济南的回民中学服务一生，晚年担任了《济南穆斯林》的主编，我常带着几分敬意地称呼他“马明老师”。他以众多笔名书写的济南回族文化史、经济史、宗谱研究的文章，不仅具有向出现文化断层的回族民众普及穆斯林常识的价值，而且，启迪了济南回族中的文化人开始有意识地记述、保存自己的历史，为后人了解回民族在济南存在过的历史形态提供了可能性。

我也通过《济南穆斯林》的一期杂志读到族中长辈所撰的《济南崔姓回族宗谱初探续》一文，那些看似早已失落的陈年像海蜃般重聚呈现，令我得以跨入时光的长隧探望那些销声匿迹在大历史中的亲族。何处是我家，从西关到北大槐树，再远至黄河岸畔的崔家堤口，逆着祖先推小车一路叫卖的足迹，我寻到的是一种可以触摸、能够想象的亲情，也意外发现了一座未曾亲近过的情感与文化上的回坊。

从2003到2006的四年间，在马明老师的主持下，《济南穆斯林》编辑部先后整理推出了《济南伊斯兰教文集》、《济南伊斯兰教碑刻笺注》、《济南回族家谱选辑》、《济南伊斯兰教史》等一批颇具史料价值的书籍。一场回民内部的地方性文化运动似乎也发展到了它的极致。

　　　马明老师在座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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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穆斯林》与一座回民城关的记忆（上）

 

 

安然/文

 

在这座城市，回民是被遗忘的少数人。虽是少数，也有十万之众。我有一本图说济南老街旧巷的书，叫《济南乎》，文字、摄影都有诗情画意，书中有一篇文章以“新月星空”做题专写今天回民小区的前身——西关。不知老西关是否真的像“新月星空”一词形容的那般浪漫，但这块回民聚落上的人和事确有耐人寻味的不凡之处，比如转眼已创刊十年的《济南穆斯林》。我将明清之际的山东学派、民国初年的成达师范和今天的《济南穆斯林》解读为从古至今生活在济南乃至山东的回教学人取得的三次标志性的文化成果。这三次成果的先后出现反映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坚韧传统在四百年间的不绝如缕，是每次厄难之后在回民族中必然发生的复兴。

前段时间，我见到一份天主教济南教区发行的报纸《光华》和它的主编肖建国神父，据介绍，这份报纸起步不久，还处在百废待兴中。相形之下，16开72页、印制精良的《济南穆斯林》则显得大气、成熟，博得肖神父的啧啧称羡。虽然，同样从十年浩劫中走出，但为什么济南伊斯兰教可以更早也更积极地投身到文化重建中，原因多方面，仅就回教方面而言：回民是一个血热的群体，这份热血让他们勇于担当信仰与民族的道义，此外，回教所拥有的本土性——悠久历史和深厚民间基础——也让它能更从容地穿越苦难、重振旗鼓。

位于高都司巷拐角处的那座巴洛克风格的主教府从外部看，确实深得欧陆建筑的恢宏华丽之妙，但当我们随肖神父走入殿内，却发现其内部结构破败程度几近坍塌。肖神父解释说，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主教府被作为某工厂的厂房使用了几十年，近年才予归还。当朋友好奇地询问，这里的教友是否也像回教徒一样住在教堂旁边的巷弄中时，神父有些尴尬地说，反倒是周围的人对教堂不太感兴趣。此时，气氛有些冷，一种似水飘萍的身世感升起在我这个参观者心中。身为学者的“文化基督徒”刘小枫先生坦言：“自基督之言传入华土，迄今仍常被视之为外来的异音——与民族性格格格不入的异音。”（《“道”与“言”的神学和文化社会学评注》）这种水土不服的感觉，回教也有。其实，两个有着亲缘关系的一神教几乎同时在唐代传入中国，回教落地开花，在中国孕育了回族，而作为基督教亚述教会（今仍分布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一支的景教只留下一块富有考古价值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回教的这种向下根植的特性，让我想起自己身后的这座回民小区，虽然它仍然为破旧、贫困的现实所困扰、为陋习所桎梏，远未臻我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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