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
（一）
走进深秋的夜晚，借着城市上空的光，可以看到淡淡的雾，有些哀怨的画面。
致远书店的对面是个马路夜市，站在书店门前高高的露台上想着是现在就回还是再逛一下夜市。刚才，终于买下了董桥的《故事》，惦记这本书有小半年了。董桥所写到的那些古旧的人与物是这个国度最精致的文化创设，又经他秀媚入骨的笔法滤去了时代的烟火气，恬静中是一脉萦怀难忘的乡愁令我同样漂泊。“我甚至刻意错过了同他通信同他见面的几次机缘：沈从文是薛涛笺上的彩影墨痕，一张航空信纸的问候，一堂灯红茶绿的寒暄，终归是对那一叶风华的轻慢与冒渎（《我爱沈从文的字》）”，读这样入情入画的文字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享受。如果不是书后标价三十八让我望而生畏，它早就可以进入我的藏书了。
很久没有裹挟在人群中亲近人间的熙和了，从我走出书房逃离那些观念的游戏一刻起，我就想和《一九八四》中刚刚走出真理部大楼的温斯顿在迷魂阵似的伦敦街头上一样，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像信仰一样的冲动促使下，“先是往南，然后往东，最后又往北，迷失在一些没有到过的街道上，也不顾朝什么方向走去。”出门之前正在读这本小说，仿佛是这段文字启发了我的游兴，它的作者不仅是一位震惊世界的小说家、政治预言家，而且还是出色的英语散文作家——乔治·奥威尔。这让他小说中的某些段落带有了散文的意趣，让那些生活在极权社会里的小说人物也能在政治恐怖的罅隙，体察生活中从不缺乏的细节之美。于是，我让自己汇入夜市的长龙，成为忘情于耳目之娱的一分子，在不知到底是后极权的晚夕还是新极权的前夜里，只关注眼前琐碎的小东西，让一颗动荡的心能够在陌生与黑暗中暂得休息。
（二）
是的，在强权的暴力之下，弱者的任何话语都显得软弱无力。这样的念头也曾让我消沉、无助，直到我读过下面这些来自劳改集中营的诗行：
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
这意味着死亡——枪毙。
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
即使为了获得生命，
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
这张已经展开的纸，
我绝不把它揉弃！
……
那长长的一排坟墓
是我所记忆的全部。
我本应也赤身露体躺进泥土，
但我曾发誓：要把我的歌儿唱完，
要走完自己的路，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绝不停止哭诉；
仿佛在我这死人的生活里
也还有过什么最初
……
《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将这些诗作收录进自己的书中，他和那位苦役犯诗人的写作都是无用的吗？不，当我这样的后来的思想荒原的跋涉者读到他们的时候，就如遇到了一座早已存在的蓝色的湖泊，只是深情地凝望一眼就让我焦渴的精神得到了氤氲的舒解。
刽子手和悲观主义的帮闲、看客讪笑文字的苍白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白底黑字的思想正在悄然抗击着极权的暴行、改变着历史的进程。
通往极权统治的不二法门就是“控制人们的思想”——从希特勒的“日耳曼至上”到斯大林的“大斯拉夫主义”，从左到右的民粹主义者的思想底色是如此地高度统一！统治者的策士、文胆的鼓吹可以如催眠一般让人民进入狂热的甘心受支配的状态，可以让人们相信自己的牺牲、受难乃至助纣为虐是为了民族、国家与理想。但极权形成以及存在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封杀一切“异端思想”的破土而出，消除封闭世界内部的杂音。强权者蔑视个体的声音，但又对独立见解的出现极端地恐惧、仇视。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古拉格群岛”上空的迷雾散去，钻出冻土的真相的语言就可以如春天的惊雷一样击碎苏联那样“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幸福”的人间神话，就能敲响看似不可战胜的庞大的社会主义殖民帝国的丧钟。
而且，历史表明了极权专制的兴亡周期率：残暴的程度与朽坏的速度成正比。当主子与奴才已化作历史的腐土，惟有精神之花仍就惊世怒放。那位曾经的反抗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就是以这样一朵名叫“古拉格”的花，而被人们所铭记。
